慈善的光環與制度缺失陰影？ 東勢圖書館揭示文化資源失衡
(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當一座偏鄉圖書館的啟用，必須仰賴單一家庭捐出逾億元的資金時，這不應被視為一則感人的美談，而應當被視為對國家文化治理的嚴厲警訊！東勢「許良宇圖書館」的故事溫暖動人，展現了私人慷慨對公共服務的補位力量。然而，若我們僅停留在感動，卻不深究其背後所揭露的結構性失衡，我們將錯失一個檢視台灣文化資源配置邏輯缺失的關鍵時刻。問題的癥結，並非在於捐贈者的偉大，而在於國家未能完整承擔其最基本的公共責任？
文化權利：被忽視的基礎公共設施
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是現代政府最核心的文化責任之一。它不只是知識的儲存庫，更是承載教育機會均等、促進社會流動、確保世代公平的關鍵基礎設施。對於偏鄉或資源受限的家庭而言，圖書館是孩童接觸知識、拓展視野的第二學習空間。
然而，臺灣長期的文化政策與預算缺失，卻形成了一種扭曲的資源配置模式：
1. 優先集中於「大型與旗艦」： 預算往往過度集中於大型場館、都會區建設或具備國際能見度的旗艦計畫。這些項目易於轉化為短期政績和媒體焦點，使文化政策被異化為一種展示工程，而非長期、普及的治理服務。
2. 偏鄉淪為邊緣地帶： 真正位於資源分配邊緣的非都會地區，特別是那些非觀光導向的鄉鎮圖書館，長期面臨空間老舊、藏書不足、人力匱乏的困境，卻始終難以成為中央預算的優先支持對象。
東勢並非個案，它代表了全臺無數偏鄉、偏鎮對基本閱讀空間的渴望與無助。
預算結構的盲點：競爭型補助與逆向選擇
儘管中央文化總預算逐年攀升，但數字的成長並未帶來實質的文化平權。若拆解支出結構，便會發現資源分配制度本身，加劇了既有的區域不平等。
目前，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公共圖書館的補助，高度依賴競爭型計畫制與專案評比。地方政府需提出完整企劃、具備足夠的行政能力，並配合自籌款項，才能爭取經費。這樣的制度設計，表面看似公平，實則形成明顯的「逆向選擇偏誤」：
行政能力強的贏家通吃：財政條件佳、行政人才充沛的都會縣市，更容易撰寫出漂亮的文案、通過嚴格的評比，從而持續獲得資源挹注。
需求最急迫者被排除：原本最需要資源補位的偏鄉地區，卻因人力不足、財政拮据、缺乏專業企劃能力，在起跑點上便已落後，導致資源難以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數據呈現的結果是文化建設在空間上的高度集中。中央政府直接或間接支持的重大文化設施多數座落於人口密集或行政中心，而非都會圖書館只能停留在小規模修繕層次，難以進行結構性更新。名義上的「雨露均霑」，實質上卻強化了城鄉的差距。
更根本的問題是績效指標的錯置。中央政府文化政策的評估，長期傾向於「完成件數」與「建設金額」，而非「服務人口涵蓋率」與「閱讀參與率」。在這種框架下，一座造價高、能見度強的大型場館，遠比數十座偏鄉小型圖書館更容易被視為「有效投資」。
借鏡國際：從建築數量轉向服務品質
對照國際經驗，臺灣文化資源配置的盲點更為清晰。先進國家將公共圖書館視為生活基礎設施（Life Infrastructure），其資源分配的指導原則是確保服務的普及與可近性：
日本的偏鄉加權：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補助制度，明確設置了偏鄉加權比例。人口密度越低、教育資源越不足的地區，反而獲得更高的單位補助，以確保服務品質不因地理位置而打折。
北歐的公平指標： 芬蘭與丹麥將「人均服務量」與「居民可近性（在合理時間內接觸高品質閱讀空間）」列為資源配置的核心指標。他們的關心點是誰該被服務？而非蓋了多少棟宏偉的建築？
反觀臺灣，我們仍缺乏類似的制度性調整，改善偏鄉閱讀環境，往往只能依賴地方政府自籌、企業贊助或如許良宇家庭般的個別捐贈。這證明了我們的文化平權，仍是一種高度不確定的「碰運氣」。
警惕：文化建設不該淪為「慈善競標」
許良宇圖書館的落成，填補了一個本應由國家政府承擔的公共空缺。它之所以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並非因為它多麼前衛，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偏鄉孩子本就應該擁有的像樣的閱讀空間。
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若政府將這類私人補位的案例，慣性地包裝為「公私協力的成功典範」，卻未能同步檢討和修補制度缺口，將導致以下嚴重的後果：
1. 公共責任的隱性轉嫁： 社會將逐漸習慣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缺位，並將文化權利視為可仰賴「善心人士」的範疇，從而降低對政府提供穩定公共服務的期待。
2. 文化權利變成不確定性： 長期下來，文化建設將淪為「有善心者得之，無善心者自生自滅」的局面。文化權利不該取決於運氣，更不該取決於地方政府是否「遇到願意捐贈的人」？
文化不是裝飾品，而是社會韌性的底層結構。公共圖書館的存在，直接影響了一個孩子在家庭資源有限情況下，能否持續學習、拓展視野。
從工程思維轉向平權治理
東勢「許良宇圖書館」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成果，但它同時也是中央政府文化資源配置結構性盲點的一組鮮明註解。它清楚提醒政府：問題不在於政府文化預算夠不夠多？而在於資源是否被放在了最需要的地方？
中央政府文化治理必須正視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偏差，將績效重心從「看得見的象徵工程」，徹底轉向「看得見的人與日常服務」。若政府仍將文化政策理解為競逐型補助與大型計畫，而非保障國民的基本文化權利，閱讀落差將持續擴大。
我們必須將「東勢圖書館」的動人故事，轉化為對政府制度改革的強力呼籲。否則，下一座偏鄉圖書館，恐怕仍只能繼續等待下一個偶然的善意？